《帝都之铁：汉代铁工业与辐辏网络》以铁为钥，解锁汉帝国统治的隐秘脉络。聚焦关中核心区，作者林永昌教授通过考古遗存、简牍文书与跨文明对比，重构汉代冶铁工业如何以技术革新与官营垄断，编织出一张贯通都城与边疆的“辐辏网络”。从铁器标准化生产到工匠群体的生存依附，从跨区域物流到市场整合，本书揭示铁工业不仅是经济命脉，更是权力渗透、社会重组的关键推手。从长安陵邑的小型作坊到跨区域资源调配，铁工业的每一步转型都映射着汉王朝的统治智慧。

《帝都之铁：汉代铁工业与辐辏网络》林永昌著 宋珮怡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5年7月版/68.00元

样章：

绪论

国家制度与辐辏网络

历史学家劳榦先生（1907—2003）利用简牍资料，撰写过一篇综述汉代社会生活的短文。在文中，劳榦先生以传神的笔触描绘了西北边塞车马喧嚣的壮观场景：

在这条通往居延的大道上，车马、牛羊川流不息。这些车马，有的是属于朝廷的，有的是属于私人的。属于朝廷的有传车、传马以及从内地运送物资而来的车辆，而私人的车辆必须带有通关的符信。至于车的种类，有轺车（人乘坐的车）、方厢车（运输车）、牛车（盖有席篷的运输车）、輂车（驾马的货运大车）等。从内地运来的物资，主要有布、帛以及衣物。从附近的郡县运来的粮食（如果附近地区供应不足，也会从内地运来），包括谷（汉代，谷通常是指粟类，而不是稻类）、黍、麦、糜、穬等。这些物资都要被运到居延城里的仓库或障（秦汉边塞上险要处作防御用的城堡）内的仓库以及专用仓库。

这幅沉睡了 2000 多年的历史图景，幸赖居延汉简的考古发现得以重见天日。作为汉王朝设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军事要塞，居延肩负着抵御盘踞在欧亚草原的劲敌——匈奴——的重要使命。终汉之世，匈奴之患始终如芒在背。由于居延距都城长安远逾 1500 里，仅军械、粮秣、布帛及铁器等戍边物资的输送，便需耗时两月有余。若从关中以东的郡县起运，则煞费周章。

如今，居延连同其周边星罗棋布的烽燧障塞，早已湮没在浩瀚沙海之中。但在当年，在这条绵亘千里的补给线上，时有村落点缀其间，供往来商旅歇脚，获得补给。汉人深知，如此长途陆运不仅靡费甚巨，而且耗费时日。河西走廊既是维系都城与西域联系的命脉，又是预警匈奴来犯的咽喉。为确保这一通道畅通无阻，朝廷不得不倾举国之力维持这套边塞体系。纵使民生维艰，亦须竭尽全力将物资输往边关要塞。汉代横亘万里的防御链条，自东北发端，穿大漠，越流沙，终与敦煌及西域诸城遥相呼应。

承袭秦制基业，西汉王朝（含新莽时期，公元前 206—公元 25 年）完善了交通系统，通过构筑以都城为中心的驰道网络，将统治触角延伸至四境边陲。依托官方驿传和运输系统，朝廷政令能以日行 70 里的速度疾驰边塞，羽檄交驰之际，政令朝发夕至。这套精密运转的交通体系，成为维系辽阔疆域的根本保障。除却传递行政文书，汉王朝还在交通道路沿线广设仓储设施，用以周转自关东生产区输往都城及其以西疆域的粮秣、兵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朝廷为此倾举国之力征调徒卒。据以往简牍研究成果，居延戍卒多征发自今河南至东部地区，凡丁壮者皆须履戍边之责一载。因此，人员与物资的定向流动，实为汉王朝巩固政权的重要国策。

在汉王朝疆域内，交通网络的不断延伸与郡县制度的不断普及，不仅促进了信息与思想的交融，而且推动了不同生产中心所出物产的跨区域流通。得益于近年出土的大量有关西北边陲与南方县治中心的简牍，特别是官府文书档案，学者得以抽丝剥茧，还原汉代行政体系的运作机理。如今，我们既能洞悉郡县官吏的职司分工，亦能窥见基层行政单位（里）的运作方式。我们不仅清楚地掌握了中央政令的颁布流程，而且了解了县级官府如何呈报户籍、税赋，以及请示疑难案件的操作细节。

针对此类出土文书进行的分析，为理解政治整合提供了关键依据，并且从物质文化角度观察“大一统”的特征，如边城要塞普遍使用的汉式瓦当，更能揭示汉王朝统治面临的各种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山川阻隔造成的地理障碍，又包括各方势力面对汉室时表现出的抗拒或顺应的复杂反应。鉴于汉王朝的整个疆域横跨不同的生态、地理和文化区域，出现这些挑战实在不足为奇。由于汉王朝统筹调配四方资源不均，以及各地供需的变化，朝廷不得不在幅员万里的疆域内采取“因地制宜”的治理方略。然则，朝廷究竟如何运筹帷幄，制定并调适政策，才能有效地治理地方？现存的出土汉代文献的地域分布恰呈跛足之势，也令解释变得窒碍难行。目前的出土材料主要集中于西北边塞（多属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与南缘临湘（属两汉时期；临湘，即今长沙）等地。纵使断简残编浩繁，然而关于货源地、运输路线、成本或其他市场交易的记录却支离破碎，

难以拼凑出不同地方之间货物跨区域流通的完整图景。加之，交通和通信系统本为官控而非商营，汉代文献很少会详载行程距离及运费，致使针对汉代货物运输进行的量化研究，犹似缘木求鱼。要之，若仅凭出土文书探究汉代制度及其社会影响，恐有管窥蠡测之虞。

为探究汉代版图扩大之实况，除了稽考传世文献，学者也对广布四方、风格趋同的汉式文物深感兴趣。汉代器物，如以黑、红为主色的漆器、带有流畅曲线的连弧纹铜镜、环首刀等典型器物，在边陲要地屡见不鲜。这为汉代实行“大一统”政策提供了佐证。这些考古学证据不独普遍见于汉域内郡，更在远至今越南北部、河西走廊、朝鲜半岛等地有所发现。这表明这些地域在汉代版图中与内郡高度融合。与此同时，标准化的随葬用陶器，包括鼎、壶、井、仓及灶之属，在汉代整个疆域内的中小型墓葬中俯拾皆是。由此可见，风格相同的文物在汉土的传播，意味着在文化领域内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体化，亦代表着汉王朝将礼制从中原地区向外传播，其推行力度不亚

于施行大规模徙民实边的国策。

汉式文物流布之广固然毋庸置疑，但是最近有学者认为，当以更精微的视角审视此类“同质化”现象，重新思考其背后日趋紧密的辐辏网络（connectivity）a这一机制之所以重要，因其最终导致的“过程和结果甚至堪比现代全球化”。可惜的是，目前探究其实际运作机理的研究寥若晨星。从国家版图扩大的角度来看，汉王朝的考古资料尚未被充分挖掘，致使我们对汉朝体制的认识仍存空白。学界对汉王朝实行的“汉化”策略已有初步认识，但这种均一化的汉代社会的具体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剖析。考古学本可于此大有作为，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帮助，无奈，目前出土的汉代材料的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王侯宫阙、衙署遗址乃至日用器皿、农耕器具尚可觅得踪迹，而百姓的栖身之所多已荡然无存，致使市井生活难以一窥究竟。因这一局限，所以单凭考古发现实难尽释上述问题，尚需另辟蹊径以补苴罅漏。

比较研究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其中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对比研究为学界所重，而这种比较确有可取之处。以罗马帝国为例，其领土扩张和社会转型（所谓的“罗马化”过程），通常都是通过战争和大规模移民实现的，最终促成了思想观念和物质文化［如钱币和赭色陶器（terra sigillata）］的广泛传播。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为罗马文明的“全球化”。此外，市场体系的整合使得商品能够被合理定价，这也成为罗马辐辏网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虽然远距离贸易在人类历史上古已有之，但能够在广阔疆域内建立完整的交通系统，往往需要借助强大的国家之力来推动。其中，运输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刺激了商贸繁盛，而且优化了资源配置，与国家扩张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从普通民众生活的角度来看，交通与通信设施的改进，将生产者、供应商与消费者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促进了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形成地域性分工。

恰如布莱达· 迪林（Bleda Düring）对亚述帝国体制研究的最新洞见，所谓帝国，实际上指的是多种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以不同的程度成功地克服了地理阻隔与地方抗阻”。尤其当国家幅员辽阔、统治多个族群时，协作方式更显纷繁复杂。事实上，各行政区之间的联系模式往差异悬殊。 内维 里· 莫利（Neville Morley）也曾精辟地指出，纵使建立了统一的市场体系，罗马人亦无法如当代“全球化”那般“压缩”时空，因此难以建立一个完美的商品、原材料和信息流通网络。另有学者对“市场整合必循同一路径” 的单一假设提出疑问，罗马史家彼得·邦（Peter Bang）通过考察贸易网络，揭示了罗马帝国从未真正地整合地中海沿岸多样化的市场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各类地区从广阔的贸易网络中受益的程度并不相同：作为交通枢纽的地区自然能够获得“全球网络”的优势，大片腹地及偏远地区则往往被忽视，发展相对滞后，沦为发展洼地。

要深入解析汉王朝版图扩大与巩固的内在机制，笔者主张聚焦辐辏网络这一关键的考古现象，并进行详细的研究。借助于当代以网络为基础的考古学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系统地阐释这一概念。具体而言，辐辏网络指的是遗址周边广大区域的交流互动，以及由政治和经济系统所驱动的各统治区的连接。这一复杂的现象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市场体系整合、网络扩张、技术革新、产业转型、信仰传播，以及旨在巩固国家体系的行政渗透等。

相较于仅仅识别遗址之间的地理关系，考古研究应重点考察辐辏网络的结构演变，这将有助于揭示社会交流的历时性特征变化。这一视角的转变，让我们得以通过古代统治者精心构建的国家统一现象，把古代帝国重新解读为一个由政治和社会交织而成的网络，从而进一步挖掘传世文献的弦外之音。因此，笔者认为，辐辏网络为研究提供了富有潜力的分析框架。要充分发挥其理论价值，需要着重考察商品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全链条，同时必须警惕对国家版图扩大进程的单一、简单化解读。反之，辐辏网络应该被视为一个重塑和改变社会关系与传统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同时受到了限制：每个政区都存在原有的社会结构，其中的旧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会与新发展持续角力。正是在这种碰撞、交融中，国家构建的辐辏网络得以显现，并在不同层面影响着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

尽管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颇具启发，但必须注意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汉王朝从未奉行真正的扩张主义，也并未追求所谓的“无限帝国”（imprerium sinefi ne）理念。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41—前 87 年），朝廷通过实施郡县制，使得疆域拓展达到顶峰，但其施政重心始终在于巩固边疆——修建道路、调配国内资源，而非无限的军事扩张。这种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的策略虽为古代国家所共有，但实施效果却因地而异，并且取决于当地的政治基础与社会传统。值得庆幸的是，就汉王朝而言，近几十年来积累了丰富的考古发现，配合其他出土文献，这些珍贵的材料能提供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信息，继而帮助我们窥探辐辏网络实际的运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是确立考古遗存中衡量辐辏网络的合适指标，构建实用分析框架，方能有机地整合各类证据，从而更清楚地描绘这些历史联系的完整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