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书中，将并不明显、逐渐完成累积的低概率高风险事件，定义为黑天鹅风险。几年前，美国学者、世界经济论坛青年领袖、古根海姆学者奖得主米歇尔·渥克出版《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也创造了一个概念，将高概率、特征明显、破坏力极大的风险事件，称之为灰犀牛风险。

这两个概念一经推出，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引发了很大影响。2017年，我国有关部门负责人曾专门提出，要防范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黑天鹅”、“灰犀牛”。这也被国际国内投资市场解读为我国通过积极作为，规避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表态。

《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在当时成为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该书虽然主要探讨的是政策风险和商业风险，但对于公司乃至个人都很具启发性。创办、经营一家公司，毫无疑问就是要与风险共舞。作为个人，学业、职场乃至择偶组建家庭、购房等方面的选择都存在风险。完全摒弃风险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有效识别、评估风险，把握那些值得冒的风险，从驾驭风险中提高正确决策和行为的概率，却是可以做到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至今，全球各国、不同规模的城市以及广大企业都在应对重大风险——“个人风险、政策风险、职业风险、经济风险、组织风险和全球风险交织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运转、秩序、风险都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米歇尔·渥克的新书《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引进出版。这本书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身处复杂性、全局性风险体系之中的我们，会如何因各自的风险人格以及因此与组织、社会的动态反馈循环，反过来对其他人以及我们自己，我们所在的组织，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社会组织对风险的认知和反应产生影响。这些影响累积起来，就构成了一个风险生态系统，很多情况下会帮助很多人免受疫情以及其他危机、问题的影响，但也会因为一些不健康的风险关系，而导致不良反应、问题乃至局部失控的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初次猛烈传播的态势受到遏制以来，一些国家、地区、城市因麻痹大意而防控不力所导致的二次爆发、多次爆发，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总的来说，《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这本书比较清楚地阐明了风险、风险人格、风险认知等概念，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深化对于风险的认知，升级风险应对方案。

风险和风险认知

每个人认知和应对风险的方式都有差别，按照这本书的定义，“人格特征、经历和社会背景的组合”，构成了我们每个人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

如前述，完全排除风险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的每个选择，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我们要学会从中成长。而冒险的过程本身就有益于积累、更新我们的风险认知。正如书中所说，许多在青少年阶段经历过艰辛甚至严峻的生存挑战的人，对于未知中冒险有着独特见解。这并不难以理解，古今中外的一些政治家、企业家能够在经历挫败后，变得异常强韧。在投资领域，与风险共舞确实有益于训练投资者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当然前提在于止损机制的存在。

这也就是说，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投资、职场、创业等方面，最小化乃至屏蔽风险其实是一种错误选择，因为这让我们失去驾驭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书中指出，近年来，诸如渣打银行等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将人格科学应用于对客户、雇员风险人格的分析，也就是根据外向性、亲和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神经质性）和文化性来解读人格，捕捉客户、雇员的风险认知。

不同职业，不同的生活方式，对应着不同的风险认知。特技演员、应急人员、极限运动员、拆除工人等危险职业从业者的风险图谱与办公室一族有着很大差别。而互联网行业的创业者，与传统行业的经营者的冒险精神也有所不同。有趣的是，无论是哪个领域，冒险者往往都不会认为自己在“冒险”，而是在进行风险选择。

书中指出，我们的家庭、家族、社区（乡村）生活环境，我们所结交的朋友，对于自我的风险认知也有着很强的影响。青少年群体选择的风险行为，乃至于普通的游玩方式、消遣方式、学习态度，都可能受到同伴的影响。而在成年人中，消费行为以及如何看待投资等方面的风险，也无法免除同伴、群体、环境舆论的影响。当然，不同世代的人们在具体风险的认知中，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比如嗜酒、吸烟等不良嗜好，而今的年轻人相比中年人、老年人同等年龄的风险认知就要清楚得多。

这也意味着，要改变人们的风险认知，可以从群体行为、文化习惯等因素入手，可以根据不同群体的心理认知方式来揭示风险的存在、演化（强化或衰减）规律。通过改变公民个人风险认知，最终就会对整个社会、城市、国家的风险认知产生积极影响。

就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而言，包括中国、新西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将疫情清楚地定义为了（强化版的）“灰犀牛”风险，所以采取了相当果断的行动措施。这些国家即便在有效控制疫情后，民众的个人防护意识总体仍然很强。这也是书中所述的，通过“由政府、企业和个人采取的一套措施，以有效地保护人们免受可能的伤害”。而在其他某些国家，对疫情的重视程度不足，防控组织效率低下，一些人拒绝戴口罩、拒绝接种疫苗并通过社交媒体传播这些主张，这其实就整体弱化了所在国家的风险认知。

重塑风险行为

互联网经济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关系、利益分配关系，让创业者、投资者、劳动者以及消费者都（主动或被动地）承担着更大的风险，但主要收益主要流向经营者和投资者。在互联网经济的框架下，相当部分的劳动者依照承接项目、任务的方式受雇（并获得薪酬），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这使得劳动者群体的财务安全事实上处于一个相当高的风险阈值状态。我国有关部门发挥行政监管职责，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履行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改善外卖员等劳动者的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其目的正是为了降低后者承担风险。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个人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劳动者（以及创业者等），都是理性经济人，会基于经济理性判断风险。但风险研究专家们以及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已经清楚地解释指出，公众无论作为整体还是个体，风险认知远远达不到理性的层次，而是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劳动者以灵活雇佣的方式受雇于一些平台企业，（受误导）往往会高估后者承诺的收益以及务工雇佣的安全性，而低估自身承担的风险。这其实意味着，监管部门介入其中，其实更加清楚地厘清了劳动者“可接受的风险”的边界。

《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书中指出，我们应当在教育体系中通过专门的课程培养学生的风险素养，使之对于具体行为在个体、组织和国家层面的风险有着更清楚地认知，由此可以培养更具创造力和求知欲的公民，让他们（她们）通过准确评估风险和熟练掌握管理风险所需的技能来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

书名：《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

作者：（美）米歇尔·渥克

译者：冯毅、张立莹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