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陇上·人文讲坛”第四期在陇上书店举办。本期讲坛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朱振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孙会军教授作为分享嘉宾。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副教授赵宏担任主持。两位主讲人就“怎样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进行了精彩的对谈与分享。

随着时代的变化与中外交流不断增多，译介中国变得与译介世界同等重要。在沙龙讨论中，朱振武教授与孙会军教授讨论了在当下的环境中，中国故事的定义、范围、由谁讲述等问题。两位嘉宾均认为，需要积极组织中华文化外译，使得中国文学等文化在国际上拥有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地位。

主持人赵宏：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和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陇上·人文讲坛第四期名家对谈活动。本期对谈的主题是“怎样讲好中国故事”。大家知道，今天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域，我们面临的任务也逐步从译介世界转变为译介中国。作为外语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新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呢？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翻译研究界的大咖，他们是上海师范大学的朱振武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孙会军教授。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两位重量级的学者。朱振武教授是文学博士，外国文学与翻译博士后，作家，翻译家，教学名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翻译学科带头人；主持国家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当代汉学家中国文学英译的问题与策略”以及其他科研项目20多种。

孙会军教授是南京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美国乔治城大学、俄克拉荷马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中国译协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海外汉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外文学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翻译研究。

感谢两位学者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现场还有一批出色的青年学者参与我们的对谈活动。首先是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贾卉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访问学者、副教授冷育宏，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翻译学博士生、副教授贾继南，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罗鹏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万聿，上海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翻译学博士生黎智林、朱伟芳。

让我们再次热烈欢迎各位专家和青年学者光临，接下来大家将享受一场思想的盛宴。

朱振武（下简称“朱”）：非常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精心组织这样一场活动，也感谢咱们赵宏院长的主持。感谢各位朋友，各位博士生，我们的学者和老师，当然尤其感谢咱们的孙会军教授。怎样讲好中国故事，我们可能要问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就是为什么要讲中国故事？怎么讲中国故事？谁来讲中国故事？什么样的故事才是中国故事？

为什么要讲中国故事？刚才咱们赵院长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么多年来，实际上我们很多精力是放在了把外国文学文化译介进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这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我们学习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我们也应该向世界输出，我们不光是引进，我们还要输出文学文化，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文化遗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常所说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化，中国的文学文化还没有真正融入到世界文学文化的主流，这里原因是很多的。如果说两百年前没有问题，中国文学、文化绝对是世界文学的主脉之一。但是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基本上是边缘化了，而这一百多年正是世界文学文化交流非常频繁的时候，也是逐渐地变成了所谓“地球村”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化里面，中国文学文化经常是缺席的。

歌德提出了所谓的世界文学，但是我们现在仔细看世界上世界文学教材，包括我们自己编的世界文学教材，实际上更多的是西方人认可的世界文学。而这个世界文学无非就是以欧洲几个主要国家为主的，以英语文学为主的，然后加上几个亚洲作家、几个拉美作家，再加上一两个非洲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这就是世界文学了。亚洲有两三个日本作家，进入他们所谓的世界文学的大本营，我们会发现里面没有中国文学，或者基本上也没有非洲文学。世界文学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就像当年的联合国说没有中国还能叫联合国吗？缺少了一个人口体量这么大、文化积淀这么多的国家，它还能叫联合国吗？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说，没有中国文学文化在内，世界文学文化能叫世界的吗？没有非洲文学文化，我们能叫做世界文学文化吗？如果没有办法实现文明互鉴，就是单向的一个流动。

大家都在学英文，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American standard（美标）。过去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我们说的“国际化”实际不是国际化，是美国化，是American standard。这样的话，就使世界从多元走向单一了，就不利于世界文学文化的传播，也不利于团结，更没有办法走向文学文化的共同体从文明互鉴、从世界文学多样性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进世界、融入世界是当务之急，我想这个方面咱们会军教授有话要说。

孙会军（下简称“孙”）：刚才朱教授已经把第一个问题回答了，而且他的论述非常有力。我们中华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就像季羡林先生说的，很多古老的文化都已经灭绝了，但是我们中华文化还能够流传到现在，可是现在再看世界文学史，咱们中国文学的影响、地位跟我们现在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是非常不相称的，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那么我是想谈一谈中国文学现在在世界文学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地，这个情况是不容乐观的。有一个中国文学的期刊杂志的主编，曾经到海外去访学，他就想去看看中国文学在国外接受得怎么样。但是他发现图书馆里中国文学作品都不在中国文学的架子上，在社会学、历史学的架子上。而找日本文学作品，到文学的类别就能找得到。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文学，它的形象好像是不存在的。我们当然也有一些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得了文学奖，我们就到亚马逊上去查，即使是他在获得诺奖的时候，英语读者对于他作品的关注还没有一直“陪跑”的村上春树热度高。总的来说，我们的作品在外面，作为文学的地位是缺失的。所以我们作为文学工作者、翻译工作者，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事情。

朱：的确我们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刚才会军教授也说到了，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还远不如村上春树的海外影响力。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相比，在国外的影响是不在一个的档次上，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明治维新到现在一百多年了，它为什么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第一，这个不是偶然的，它早就已经进入西方的主流视野，早就融入了这种文化里，所以很容易被认可。第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有了独立的身份，终于不再是半殖民地的状态了，但是毕竟我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积贫积弱，不能一下子翻身。

刚才会军教授提到了，我们文学在外面的影响，不能和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相比。这也很正常，文学的影响是滞后的。还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以及对外的影响，往往和社会发展不相一致。滞后的原因就是，需要给我们一点时间。就像我当年写文章曾经说到了，为什么《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霍克斯（David Hawkes）、闵福德（John Minford）翁婿两个人的译本影响度远超过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

也是同样的原因。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得真的好，两个人的双语文学的综合能力，说实在的是超过霍克斯和闵福德的。杨宪益和戴乃迭的中英文水平非常平衡，霍克斯和闵福德当然都很好。但是两个英国人的汉语水平，是不能和杨宪益、戴乃迭相比的。杨宪益、戴乃迭的生活语言就是汉语，同时两人的英语水平不用怀疑，一个是英国人，一个在英国学习工作这么多年。但是为什么就没有霍克斯、闵福德译本这么popular、借阅率高？ 很简单，首先，一看到中国的人名他们就有点头疼。其次，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更多的是采用异化法（foreignization），非常忠实原文。从形式到内容，从韵律到节奏、到典故等等，他们是非常忠实原文的，不会过多改动。但是霍克斯则尽量从目标与读者考虑，你怎么读起来顺，我怎么去译。

如果我们真正做比较，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英语世界的人都喜欢归化（domestication）手法？不是这样的，而是与时代有关系。三四十年前，英语读者还没有现在这样想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所以一百多年前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翻译《三字经》翻译出来，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是翻译《三字经》。难道翟理斯的汉语还是英文不好？ No，翟理斯的汉语是很好的，但翟理斯为什么要那么译？因为翟理斯深知，一百多年前的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文化没有概念。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大家一说起中国人什么样子，当时美国人已经觉得了解中国人了，那也就是《红高粱》里的老棉裤、大辫子。

后来2002年姚明到了美国，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吗，难道中国人是这样子的吗？上层知道中国人不是这样，但是千万不要认为它的上层非常“上层”，许多上层也不“上层”，对外面不了解。就像欧特利的小说《二十年之后》（After Twenty Years）说到纽约人 ：“They think New York is the only place in the world.”专门说这么一句话，甚至认为纽约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地方。就像我们过去以为的上海人认为上海就是中国唯一的地方一样，比这个还厉害。

到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去考察这个英语世界的读者，你会发现他们许多人想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文化了，所以现在我们直译的时候，他们觉得能接受。还有一点，他们对中国文学文化已经有相当的了解了。赵彦春把《三字经》译成这种三字对三字的这种版本的时候，他们能接受，特朗普的孙女还专门背这个版本。Man on earth, good at birth. The same nature varies on nurture. 很上口，而且他们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了解了什么叫三字经了，有概念。

现在我相信，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的《红楼梦》在不远的将来应该会越来越popular，会越来越得到比较大的程度上的接受。我相信现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已经到了比较好的时机，包括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从最初的熊猫丛书到后来的中华学术外译，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非常有力的，也是有利于世界文明互鉴，互相学习的。

孙：我也接着刚才朱教授说的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确实跟霍克斯和闵福德他们的译本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宪益、戴乃迭翻译为“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没有米就做不成饭。霍克斯他们就翻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not bake bread without flour”。可是现在读者接受完全没有问题了，他们反倒就是觉得这样的译文可能更符合中国的现实，这样的译本其实读者可能会更加喜欢。

确实也有一个学者说过，在两个文化长期交流的过程中，彼此在进行交流翻译的时候，译作会从归化到异化，会越来越异化。因为彼此了解的多了，就越来越有兴趣了解原汁原味的文化。我记得袁筱一老师好多年前写的文章，我们翻译外国文学的时候，我们还是喜欢吃带血的牛排，这个才比较地道。太归化了，大家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就不能接受了。年轻学者也可以跟踪研究一下，是不是以后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更受欢迎。

有的地方，我觉得霍克斯和闵福德处理得非常好，比如说“二哥哥，林姐姐”，二哥哥你说怎么翻呢，因为湘云大舌头就发音成了“爱哥哥”，写的时候就写成了“爱哥哥，林姐姐”，那翻的时候怎么翻？两组不同的译者，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杨宪益、戴乃迭就翻成了“love”，英文就失去一致性了，然后再做个注，读者的可读性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但是霍克斯和闵福德他们就巧妙地处理了一下，因为在英文当中有一个单词叫lisper，口齿不清楚、唇齿音分不清的人就被称为lisper。所以在翻译的时候，“二哥哥”就是“couthin bao”，就故意把它拼错了，故意把s的音它都变成了唇齿音，这个就很自然。我觉得他们两个译本各有所长，但是我也非常同意朱教授的观点，有一些异化的翻译方式，介绍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将来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朱：刚才会军教授说到，现在比较多的异化手法是能够被接受的，这是个事实，但同时我们发现适当的归化手法也是必要的，刚才你举这个例子就是很好的归化手法。我们有一个国家重点项目就是研究当代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的，我研究过将近30个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发现越当代越异化，越忠实原文。

严格来说中国文化外译已经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实际上归化和异化手法，还不能从简单的技术层面、策略层面来看。主要与中国整体在世界上的形象有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从最初传教士们来做一些翻译，他们为什么要翻译这个东西？他们要让英语世界了解到中国的文化是这样子的，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什么，甚至他们想到中国的文化有哪些问题，然后就告诉他们，你们应该到中国去传教，拯救那里的迷途羔羊，这是他的动机之一。而且还要指出，中国经典里面包括四书五经有哪些问题，需要他们的东西来拯救、来替换，他是有这样一种理念，但这只是其一。

另一个就是什么呢，最初他们来中国的时候都是代表国外的，这里是乌托邦一样，他们想象出一个地方，有金钱、有美景、有美食等等，他想到这些东西。后来会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形象在国际上地位下去了，他们翻译的东西变了不说，翻译策略也变了。翻译策略怎么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没有多大影响，或者说这个声音不好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变得越来越穷、被挨打的时候，他们译的东西更多的是归化手法。也就是说他在翻译的时候“添料”，增加的东西更多，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更多。有时，这个译本你看不出来和中国文学有啥关系。就像老舍的《离婚》被伊文·金（Evan King）翻过去之后，本来两个人是朋友，老舍和他急了，结果把他告上法庭。你翻译出来的东西和我没关系，这怎么能行？乱翻了。最后老舍再找了郭镜秋（Helena Kuo），他俩合译。翻译有些人没有底线，什么叫底线？无论你怎么去做，不能离开原文，必须以原文为中心，你跳舞也要戴着枷锁。

孙：伊文·金翻了《离婚》，两个人意见不一致，两个人就吵了，伊文·金说你不按照我这个来你的作品一文不值。他说，你前面《骆驼祥子》就是因为我翻得好，我改写了把它变成了一个happy ending（圆满的结局），所以很受欢迎，现在你不照着我的来，你这个一文不值。结果就是上了法庭，法庭的判决是伊文·金还可以翻，但只能在他自己的书店里出售。然后老舍又跟郭镜秋合作翻了一本，读者的接受是大家很难想象的，反倒是伊文·金的译本更受欢迎，他更知道美国人想要什么，他知道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到底是什么。他很有意思，法庭判定他不能翻成“Lao She”（老舍），他怎么办？他就意译，以前翻的“Lao She”，这次就翻成“Old Lodge”，因为他还是想借老舍的名气来推他的作品。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现状，我们作为译者更应该有责任感，特别是到现在，西方对我们有很多的误解。这个误解是长期的，《骆驼祥子》伊文·金出的译本封面上有一个拉洋车的男人形象，那个时候中国人早就不留辫子了，可是《骆驼祥子》封面画的中国男人梳个辫子，其实对中国很不了解。所以译者怎么样忠实地把原汁原味的文化介绍出去，这是我们当代中国译者的使命。

朱：不错。我们有的时候做翻译忽略了一个问题：我们光从技的层面或者文学性的层面去看，忽略了读者有他的阅读期待。那么读者的阅读期待从哪里来？比方说美国读者，美国这么多年，实际上新闻管理是非常严的，外面的东西他们知之甚少，你和美国人说谈世界，那是基本谈不下去的，美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是非常少的。美国人只知道美国。别说知道美国，你跟其他地方的一般民众去聊，你说我刚从纽约回的，他会说“a lot of buildings”（很多高楼大厦），许多人对外面没概念。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不对等，那么美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就从这里来。

我们作为真正的中国学者、译者，我们让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要有引领的意识，不是说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就翻，应该说我们翻出去的东西让他们喜欢，要有这种意识。他们的阅读期待是过去形成的，我们可以重新引领他们的阅读兴趣，点燃他们新的阅读兴趣，让他们了解中国还有姚明，还有刘翔，还有现代化等等许多东西。他们想象不出上海是这么如此摩登的一个地方，就像在纽约，他们的领导给我介绍纽约怎么怎么，我笑了，后来他说我忘记你来自上海，他说纽约600万人在你上海面前的确是个小城市。我说600万人不小了，我开玩笑说我们中国能超过600万的城市也没有50个。但是在我们的宣传中，纽约是何其大，何其繁华。纽约哪有上海繁华呢？咱们这里最繁华，这肯定的。但是这里绝对没有说自大的意思，而是说美国本来就不是人口密集的国家，中国在东南沿海人口相对密集，这很正常。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理性地把我们的东西传播出去，这就需要策略。

孙：我的儿子他在美国华盛顿读的中学，他们有一个体育老师到中国来了，可能是想在上海读书，我就请他吃饭。到了上海以后，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上海这么干净”，我不知道他以前印象中的中国是不是比较肮脏、落后、贫瘠，所以他不断地感慨。确实我们有很多值得推介的地方，形象跟以前不一样了，可是在他们的刻板印象中，我们还是这个样子的。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怎么才能够把好的作品介绍出去？我觉得主要存在的问题，一个是翻译的选材，一个是翻译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翻译的评论，这三个环节都要做好工作。

翻译选材要考虑到底把哪些作品推介出去。我们有时候自主选择一些作品翻译出去，有时候是海外的出版商、翻译家选择作品来翻。有学者研究发现，我们翻译出去的和他们拿出去的，基本上很少有重合的，我们想给他的和他想要的都是不一样的。以前熊猫丛书或者是人民文学的英文版、法文版翻译过去以后，接受得没有那么好，就像你在送一个快递，你确实送到了，但是对方可能没打开。他们想要的东西跟我们想要推的东西又不一样，关键还是主题先行，就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为什么日本的作品就比较容易在西方受到欢迎，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亚洲国家，意识形态跟西方国家比较贴近，所以作品就比较容易没有意识形态上的隔阂。海外译者拿出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对中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大家都知道，国外以前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异域情调的地方，他们翻的书的封面上往往都是一个美女，很少有男性形象出现在封面上，充满了对东方的想象，这是一种情况。

牛津大学有一个博士生已经毕业了，后来回香港了，他写了一本书叫 Politics of translation，研究1978年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他的研究发现，西方在编 anthology（选集）或者是在选择一个作品把它翻译出去的时候，往往都是选择那些能够反映中国黑暗现实的，或者有争议的作品。他们觉得只要反映黑暗的现实了，才是真实的。还有在选材的时候，政治先行、主题先行，他们特别喜欢苦难叙事、女性叙事、身体叙事。

在翻译的过程，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说好多翻译家在翻译的时候也没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来读。翻译的时候，我如果觉得这是文学经典，那么我就一字一句都会特别的认真。如果不觉得它是文学经典，就像埃文·佐哈尔（Even Zohar）说的多元系统理论，文学和文化都是水往低处流，从一个发达的文化翻译到一个不发达的文化当中，就不太关注你，对你不是很重视的，反正我把它这个情节介绍一下就好了。

罗鹏（Carlos Rojas）翻了好多阎连科的作品，前段时间我碰到了一个叫林嘉新的学者，他对罗鹏翻译的贾平凹的《带灯》进行了文本细读，发现了好多翻译错误。翻译错误我觉得是很难避免的，即便是像葛浩文这样的翻译家，他也有翻错的地方。像小说《青衣》里的“虎头蛇尾”，小说本来说的是做事咱们不能虎头蛇尾，我们今天请客吃饭我们要让赞助商开心，他们才投资帮我们排这个剧，现在筱燕秋态度不好了，虎头蛇尾，这事办不成了。结果翻译家就把“虎头蛇尾”当成了一道菜，因为小说里提到请赞助商吃饭，列了一些菜，翻译家就把“虎头蛇尾”也当成一个菜了。

这样的错误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可是有的专家就没有把中国文学当成文学来翻译，没有那么用心。最近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选的例子都是罗鹏翻的阎连科的作品里的，确实有很多的地方有点粗心，不是“a labour of love”——就像葛浩文说的我愿意翻，对我来说翻译就是“a labour of love”。但是对罗鹏来说，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完成一个任务，那么效果就大打折扣。

还有刚才朱老师说的引导的作用，我觉得太重要了。很多译者也是汉学家，他在译者的序跋当中都会对他翻译的作品进行推介。葛浩文在翻译《檀香刑》时写了很长的序言，在推介作品下了很多的功夫。他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和作者的命运、和我们中国文学命运都结合在一起了，他是真正的爱中国文学，他在推这个作品的时候也特别用心。有的人没有这么多的爱，一个学者在读的时候就读歪了，从政治的角度去解读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它，那么读者可能就被误导了，可能就选择不去看这个作品，或者是在读的时候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关注。

朱：刚才会军教授提到翻译评论问题，翻译评论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翻译评论可能会把一个译作给捧红，也可能把一个译作给棒杀。比方说葛浩文，那么我们经常把他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权威的译者之一，但是相当多的声音说葛浩文随意增、改、删，把他骂得一塌糊涂。不是这样的，实际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原因有很多的。因为我也是中国作协会员，我经常接到国内非常著名的作家的邀约，说振武兄，你来翻译我的作品，你就像葛浩文这么翻，你愿意咋翻就咋翻，你就随意增改删，只要能译出去就可以了。他们不是问我葛浩文有没有随意增改删，而是早已经定论，你解释也没用的。作家们不是搞翻译，他可以这么想，但他这个话从哪来的？还是从我们翻译学者这来的，还是从我们的外语学者这来的。外语学者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咱们大多数外语学者都没有看葛浩文的翻译，没有对着莫言的汉语原文看一看葛浩文的英译本。他不去看，而是个别人随便说了之后，他们就以讹传讹说下去了，于是就说成了“随意增改删”。

当然这个“增改删”是有一点依据在那。葛浩文给莫言写信，说您的《丰乳肥臀》小说，哪个地方我想稍微增一点，哪个词译过去读者也不懂，我想把它删掉，有的故事发生的顺序我想做一些调整，把倒叙改成正叙。这也是出版社要求的，说实在都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一种操作，并不是真正的随意增改删，有增改删和随意增改删，这是完全不是一个意思。哪个译本没有增改删？谁敢站起来说，一部小说几十万字，说我一点增改删都没有？有增改删就不是好译本了吗？有的时候适当的归化译活了小说，它的魂、内在的东西忠实地传递出去了，这是更好的翻译。所以葛浩文作为一个严谨的翻译家，他要稍微有点增改删，都要征求莫言的同意，这才是说他没有随意增改删对不对？所以这封信正证明，葛浩文从来没有随意增改删莫言的作品，证明他是严谨的翻译家。

咱们随便举例，比方说我曾经问过罗鹏。罗鹏汉语是不错的，翻译有错是正常的，当然错不能多了，超过了一定的比例当然就不行了。像葛浩文翻译也有错，比方说把“手脖子”翻译成了“neck”，没懂手脖子啥意思，但是每个汉学家大多数都有一点这样的错误，总体来说不太影响阅读效果。“牛鬼蛇神”这个词作为一个成语出现，英语中是没有的，我曾经问过罗鹏，我说牛鬼蛇神你懂吗，他说不懂。葛浩文翻译成了“ox-demons and snake-spirits”，我问罗鹏这个行不行，他说当然行，反正英语读者知道是当时所谓的坏人就行了。你看，效果达到了。

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里北方人划拳“五魁首，八匹马”，“五魁首”就翻译成“five fingers”,“八匹马”就是“eight horses”。在美国的时候我问英语读者懂不懂，他们说不懂，但是知道是中国人喝酒的一种游戏，ok，你看效果达到了。至于说有点改动，比方说做了一点归化处理，把莫言小说中说的20里地，他译成了多少个mile可以换算一下，20除以2再除以1.609就是英里了。咱们中国有的学者也批评了，你看这不是胡译吗，人原来用的“里”你应该用“twenty li”，英语读者根本不知道一个li等于多少miles，他没有概念。二十里是一个非常近的距离，日本鬼子离这么近是很危险的，这边还在忙着做准备。英语读者没有概念，他不知道多远，他一换算成英里了才知道就那么几分钟就要到了，他才有概念。

另外比方说喝了5斤酒，five jin啥意思？英语读者不知道，然后加一个long footnote（长长的脚注），这多影响阅读效果呀，尽量不要加footnote。然后他就把jin变成了oz，这是完全正常的，但遭到批评：你看你改了。批评他的还有更深的，包括作家姜戎，姜戎的《狼图腾》卖得很好，但是姜戎也不开心。姜戎原句是“熊可牵，虎可牵，狮可牵，大象也可牵。蒙古草原狼，不可牵”，他觉得你看你译成什么了。那么葛浩文翻译成“You can tame a bear，a tiger，a lion，and an elephant，but you cannot tame a Mongolian wolf”，姜戎不开心了，他说我的“牵”呢，姜戎说“牵”是“pull”。这就相当于有人做了一首诗，“春江水暖鸭先知”，旁边有个酸秀才就说了，除了鸭子还有鹅呢。你就没法跟他讲了，对不对？

翻译批评，不能随便批评，对汉学家们我们肯定是要以鼓励为主，我们不能拿母语的长处，找细枝末节小错误。我们要看他的倾向性，他总体上是什么样的倾向，是有助于还是无助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还是说恶意的翻译——这个是很少的。我研究了几十个汉学家的翻译，我认为他们总体来说一个是很忠实原文，一个是很有担当和责任心。总体来说他们都为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做出了贡献。

孙：我觉得一定要能够争取汉学家的支持，他们推广比我们推广的效果好多了是吧。葛浩文的妻子是来自台湾的林丽君，我去过他们的家，他们当时还没有搬家，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Boulder）。他们两个人摆一张大桌子，面对面，每天坐在那翻译。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翻译中国文学真的是“a labour of love”，很了不起。而且他每天的时间都算得很紧，他一直致力把中国文学推出去。但是现在好多人在批评他，因为这些批评家其实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外行不是从整体去判断，抓住细枝末节在那乱批，让这些翻译家其实很寒心的。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错误，不应该太在乎。这些汉学家是我们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力量，他们知道英语读者最喜欢什么。我们有一些作品请他们来翻，他们也会认真地翻，非常具有文学性，而且用英语读者喜欢的一种方式把它翻译介绍出去，这样的接受效果是会非常好的，我们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在评论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青年学子，最后可能都到国外去读博了。那么他在读博士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进入到西方的文化语境，他有一点要让他写的东西去迎合的心理，有的时候就忘掉了自己是一个客观的学者。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其实没要求你一定要服务于中国的政治宣传，但是你作为一个学者，你能不能不要去想要去迎合西方的语境，你要非常客观，因为你比西方的读者和学者更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很多人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都研究中国文学，可是他最后的立场或者话语模式完全被西方收编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可悲的事情。你作为一个中国的学者，你有mission（使命），怎么能够通过你的研究，通过你对中国文学的言说，能够化解矛盾，让西方的读者能够真正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学，促进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朱：会军教授说得非常好，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来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样资质的学者才能做这样的工作。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双语学者越来越多，双语文学文化比较平衡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我们还有一大批“洋插队”，还有一批到国外又回来的人，还有我们本土培养的一些双语学生也非常优秀。过去双语学者是非常缺乏的，像我年龄那么小的时候，见到几个说外语的人是很难的。我只有到了开始学英语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懂英语的老师，平常你说懂俄语的人很多，懂日语的人很多，懂英语的人那是很少的，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到底哪些人来做？中国学者有中国学者的用处，汉学家有汉学者的作用，当然了，这两批人合到一起作用会更好。

但是有一条，中国学者要有刚才会军教授谈提到的一个英文词mission，要有使命感。作为中国学者，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帮助中国文学文化往外走。这也是对世界文学文化做贡献，也是我们外语学者应该做的工作。而不是说我们出去了之后，在美国访问几天学、念上几天书，就回来骂我们自己人，好像你就荣光了一下。错了，连他自己都弄错了，美国人也瞧不起你这样的人。英语世界也瞧不起你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到那之后说中国怎么怎么不好，美国人也瞧不起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要做正常人，不要一出去就脸一变，回头不认识祖国了，我们不做这样的工作。

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我们要选有中国气派的，有体现中国文学文化特色的作品往外走。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不是舶来品，不是都学人家的所谓的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这些东西再出去，出口转内销是没用的。真正中国本土的、中国根的作品，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这样的东西，出去之后才能够有生命力。

陇上·人文讲坛 介绍

“陇上·人文讲坛”是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和陇上书店共同发起的人文社科系列学术活动。

“陇上·人文讲坛”注重理论性与实践性、学术性与社会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结合，促进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的学术对话和碰撞。讲坛旨在通过学术分享传播观点，通过圆桌沙龙凝聚共识，通过交流碰撞激发灵感，推动学科和学术的发展。

活动主要邀请国内外人文社科领域的优秀学者、政策制定者、各行业的优秀实践者发表演讲，举行小型圆桌沙龙活动，阐述对于经济运行、社会发展、历史人文等主题的思考和学术发现，展示华理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果，提升华理的人文社科学术氛围，凝聚并培育人文社科学术团队，探索理工科大学的人文素养建设新路径。

讲坛将依托陇上书店这一共享文化空间，着力打造华东理工大学的文化地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活动，聚集优质文化资源，建构阅读和人文新生态，为注重科学精神的理工科大学注入人文精神和思想灵魂，传承学校文化精神，塑造华理师生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