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高校中有一批写作者，他们的写作应该被重视，应该被看见。”3月3日，在中国作家网主办的“学院视域下的文学书写——项静、朱婧、张怡微作品研讨会”上，总编辑陈涛提及会议筹备始末。他想看到大学体制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学院对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样的？这是我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项静、朱婧、张怡微，有着相同的社会身份——作家、高校教师、评论家。用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的话来说，“她们三个人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内部的完整循环，互相写评论，项静给张怡微写，张怡微给朱婧写，朱婧给项静写。”从外界来看，围绕着她们进行的研讨是艰难的，无论是“学院派作家”，还是“女性写作者”，标签让界定变得有迹可循，但标签也会产生遮蔽。更重要的是，标签携带的概念并不确凿。

高等教育、写作自觉与生活

“今天研讨的前提是‘学院视域’，这跟大学制度，包括女性受教育密切相关。”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把三人的写作放在一起：项静的乡土写作集中在来处，追溯生命的源头；朱婧关注的是此处，基本收缩在家庭里；张怡微通过物理空间的扩张，把上海和世界连接起来，写了北京、广州等地域，写了许多别处。何平看到了共性：小说中体现的伤怀之美，也就是当下年轻一代知识女性如何处理丧失主题。

中山大学教授郭冰茹在鉴赏文学作品时，不愿意将其放在一个框架里审视。“所有的创作都不应该被贴上一个标签，一旦被贴上标签后，意味着，首先会借用对这个固定概念的理解，去评价他人的写作。”她承认，从批评的角度来说，一定要对写作进行界定。只有定义后，才能变成一个写作现象，否则全都是个体的零散写作，很难归纳。

看到“学院派作家”一词，她找到的一个参照是现代文学中的“学院派作家”，比如周作人。“当时的作家主要写散文，散文更能体现写作者的个人趣味，小说更讲求虚构的力量。”郭冰茹有一些担心：“在学院里待了那么久，受了很多技术性的训练。当作家非常崇尚技术，以技术作为衡量，作为自我要求和对文学写作的标准时，会不会有点束手束脚？”

“三位都有一个很强的文体自觉，体现在写作资源、写作语言、写作对象、人物语言的把握上。”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马兵读过三人的创作谈，其中体现出了“学院派作家”的素养。马兵有类似的担忧，“当然，这个素养也会成为一种风险，对文体太自觉，可能也会形成某种拘束。”

看完朱婧的小说《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马兵想到了美国短篇小说家莉迪亚·戴维斯的小说《老鼠》，她写了女性与鼠的镜像关系。詹姆斯·伍德探论过戴维斯的写作主题：“可以说，自我中心这个词所囊括的一切，就是戴维斯的真正主题。自我那难以忍受的存在、自我那持续不断的内心声量，像讨债人一样躲不过的那个真实的自我。”马兵认为，这段评价也适用于朱婧，“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她不断地试错，并在生活的底片上一点点呈现出来”。

朱婧多篇小说的结尾是未完成式的——没有明确的结局，就像从生活的某个截面断开。最初，马兵会觉得结尾有一点轻。后来，他想到，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就是悬而未决，拖延下去，不了了之。他倾向于这是朱婧的有意为之——还原生活的细碎与无奈。

“如果我们硬要用‘学院派’对她们进行归类，这个‘学院派’显然跟现代文学中的‘学院派’，比如钱锺书他们的写作不太一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讲到，现代文学中的“学院派作家”往往代表象牙塔，与十字街头进行区分。当下，时代问题变了，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学院派作家”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知识素养和文学技巧上，写作中往往呈现出反讽、自嘲、自讽式的剖析。

刘大先认为，项静的乡土小说不是苦难叙事，而是写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生况味，她透过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视角，展现人到中年后，梦想被消磨的过程。刘大先很难对朱婧进行归纳，她的作品里没有一个特别连贯的主题。朱婧让他想起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他画出了人在城市中孤独的感受。张怡微在冷静、平和的叙事中增加了有质感的情节，比如写到电台主播时，提到多年来嘉宾费是100元。刘大先认为朱婧和张怡微的写作是“20℃写作”，像室温一样，不至于过冷，也不至于过热。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思考的是，学院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教育背景，是人物，还是一个特定空间？项静的故事里，有着她对乡土社会伦理结构的观察，她在这个空间里用欣赏的笔触写生机勃勃、带有一点叛逆的女性。“项静经过文学教育后，再投射回乡村。当她站在这个位置回看乡村，就拉开了一个距离，形成了一个离去与归来的结构。”季亚娅认为，项静处理的不只是空间问题，还有时间问题。

一代代作家写上海，张怡微也在不断地写上海，写上海的飞地，写上海人。“她提出了一个‘上海孤儿’的命题，比如在异国他乡漂泊，或是到了三线城市回不来。主人公迷恋上海，一旦离开了上海就变成孤儿，他们把上海当作精神故乡。”季亚娅不是上海人，对上海没有迷恋情结，但她想知道上海巨大魅力的核心在哪儿，这是文本里特别打动她的部分。张怡微的小说具有清洁性，像案例一样存在，季亚娅将其归结为女学者在处理生活经验时，运用社会科学知识和社会调查视角。这是和“学院派”相关的写作技巧和观察方式。

生存、权力与古堡

项静作品《集散地》中有一篇《桑园会》，曾发表在《青年文学》杂志。“当时大家都说，不要老当评论家，都下场来写一写，那次项静、云雷、王伟出了小说集。”《青年文学》主编张菁印象深刻的是，项静写的一名车床工人——干了一辈子活，有天忽然庆幸自己的十根手指都在。小说《宇宙人》里也有类似的故事，哥哥马山当兵，弟弟马林是民办教师，后来改行当了电影放映员。马山牺牲了，崇拜哥哥的马林失去了精神支柱，马林没有认命，他用一种远大的精神回归生活。张菁从中看到个体与时代的关系。

《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也曾在《青年文学》刊登。朱婧在小说中，不厌其烦地罗列出日用品，把读者带入主角的储藏间。张菁说：“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被忽略的习以为常，被完全地接纳。但这种习以为常是否合理，朱婧是警惕的。”她认为，朱婧一直在寻求“我”是否会接受，“我”是否应该接受，“我”是否能接受。朱婧对故事没有那么强的探寻性，她似乎更看重在看似平稳的生活状态下，人内心所经受的控制、压力、拘谨，以及释放出的种种矛盾。平滑的生活如水过无痕，但真的无痕吗？朱婧对此警觉。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提到，研讨会的前一晚，项静熬夜把论文赶出来发给他。只有完成了论文，她才能安稳地参加次日的研讨会。这几乎是“学院派作家”都会经历的，拿课题、发论文、教学、文学创作，多头并进。“大学作为一种权利和秩序，如何影响作家、如何影响写作，涉及作家的生存语态。”何同彬发现，当下关于文学的讨论，主要是对“学院派”作家的讨论。大量文学在学院中产生，来自民间的文学创作越来越少。

“在大学里，既做研究，也写小说，就是‘学院派’作家了吗？”何同彬以索尔·贝娄、约瑟夫·海勒、卡尔·维诺举例，他们都是“学院派”作家，但从美学风格上无法区分。许多作家进入学院是为了生存，索尔·贝娄曾说：“即便一名作家的每一个字都发表，也还是不够维持生计，所以作家面临两条出路：要么娶一个有钱的老婆，要么进大学当教授。”当下，尤其是新世纪以后，我国有许多知名作家进入大学，有了一个教授，甚至有博导头衔的加持。这不仅是一个文学现象，关乎作家生态，还涉及社会学范畴。

在大学的框架下，写作不再是教授的“KPI”，那么她们为什么还要写小说？她们的小说到底写了什么？读完三人的作品，岳雯发现了共性：“她们的小说是和人生建立关系，她们要在小说中来找一个人生的意义感，这可能是写小说的出发点。”项静写的是想象中的乡村、体验中的乡村，她寻找的并不是超越乡村，而是超越日常生活。朱婧写的是，一个知识女性表达出了日常生活中的压抑，展现了女性的发声。张怡微写的是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情感执着，她从外在引入了一个巨大的能量，以抵消内心的缺口。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庆祥给项静写过书评，他说：“当然（我）写得不好，配不上她的小说，有点不好意思。”张怡微的每本小说，杨庆祥都收到过，一直在读。他认为三位女作家的写作“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内部世界，这个世界非常坚韧，像植物一样，有湿度，有弹性”。西方“学院派”作家的概念与修道院有关，大学像一个古堡，作家跟世俗保持一个远观的距离，用做学问的方式来看待世俗中的秩序问题。

杨庆祥认为“学院写作”的概念是成立的，“学院派作家”一般不会写得特别偏执，不是一种极端的审美，这是学院的内在要求——克制。另一个就是文脉，比如《红楼梦》中的传统会延续下来，这在作品中能读到。第三个就是“修远”，学院不会被一时一地的政策、形势裹胁，从中产生真正的“学院派作家”。他说：“我们经常讲，学院有历史，历史就是修远。如果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这些是我们可以进入的途径和路径。”

女性、作家与女性主义

研讨会上，张怡微保持着显著的微笑。“我很少出门，还是有一种新鲜的感受。”她解释，在自己接近40岁的人生里，这是第四次来北京。来会场的路上，网约车司机给张怡微打电话：“我在你南面儿，我在你南面儿。”张怡微在地下室，分不清哪里是南面儿。研讨会现场，她说到“学院写作”的困难之处，直观的问题是分配好时间和精力。同时“教师”的身份让她不自觉地规训自己，让自己的写作满足学生对“教师”的想象与理解范畴。

张怡微讲到了一部韩国小说《关于女儿》，侧重对社会问题发问——如果女性受教育后仍无法养活自己，该怎么办？书中的母亲是大学教师，她坚信教育改变命运，如此教育女儿。女儿长大后，面临的问题更严峻，她只能当一个临时讲师，工资不稳定，处境艰难，她的信仰整个崩塌了。女性从走出家庭到自力更生，中间存在很多问题。《关于女儿》中涉及的，学院能解决人生问题——这是一个幻觉，在这个幻觉中，所有人都能看到结局。

项静没想过自己是“学院派作家”。2019年，项静到了高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教学工作在线上展开。真正意义上的高校生活，项静只经历了小半年。“学院派作家”特有写作方式，还没在她身上构成真实的存在。项静的小说创作从2004年开始，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投稿，发表了一些作品。那时，她内心没有一个强烈的成为作家的欲望，“我一直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投完之后就过去了。”

经过一段零散的投稿生涯，项静开始读研究生。上海大学是文化研究的重镇，在这里，她对学术产生了极大的向往，对理论非常迷恋。直到2009年，博士毕业后，她破除了这个迷恋，她发现自己无法成为一个学者——“这是一个绝望的发现。”于是，项静开始写文学评论，又在写评论的过程中，重拾小说创作。

“看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产生了想继续写一点东西的愿望。这也是学院教育带给我的，让我有一种眼光，发现作品中的一点缝隙。”项静讲到，莫言等前辈写乡土时，带有寓言化的表达方式——“他们写的是中国，不是具体的乡村。”项静的写作，更像是研究结果的延伸。她提到了诗集《生活研究》，她认为，自己就是在研究生活，再用小说描述出来。

研讨会从下午两点开始，一直开到五点半。其间，朱婧的手机响了，这个4:20的铃声，是她为每天下午接孩子设置的闹钟。从2003年在《萌芽》发表第一篇小说，到2023年，这20年占据了朱婧现今一半的生命。结婚、生子，朱婧经历了“消失的十年”，她不再写作，完全沉入生活的暗流里。她的新作《猫选中的人》探讨了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这也是她十年里肉身所经历的产物。

“我确实会写一些似乎无解，但又具体的问题。如果大家在我的作品中读到了女性议题，或者女性的审美，我认领这样一种指认，并视之为一种责任。”朱婧说到，在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感受，或者是难以言喻的痕迹里，她希望自己有能力用女性的语言、声音和态度去表达。她将此视为写作的价值，“在这个意味上做一点点事情。”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莉在读《看不见的女性》 的过程中，常有震惊之感。有人统计过车祸，女性受伤的比例远大于男性。车辆在设计过程中，试驾都是男性，没有女性。药物研发领域也是如此，同一种药，药量对男性来说是合适的，但对女性来说则过量。因为参与药物实验的都是男性，没有女性。“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事情，在人们看来是习以为常的。但事实是，无论在女性研究领域，还是在社会学研究，都有一些女性无法被看见。”张莉提到，最近她越来越意识到，好的女性写作致力于让看不见的看见，使听不见的听见。

看完小说《猫选中的人》，张莉明显感觉到，朱婧越写越好了。“她找到自己文体的疆域，家庭是她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家庭是微小的，但却是朱婧理解时代的辽阔田野。她不把家庭生活看作私人生活，而是把它放在一个公共话语空间里。张莉认为，朱婧捕捉到了“不被看见的”家庭主妇身上薄如蝉翼、无法言说的情绪。她的笔力纤细，力透纸背。

有朋友发给张莉2个直播链接。在抖音、淘宝等平台上，每到凌晨有大量女性，往往是家庭妇女、宝妈用歇斯底里的重复话术销售生活用品。这些年轻女性在销售商品，她们力图证明，自己作为家庭主妇同样可以创造社会价值。这部分价值通常被养育孩子、照顾家庭掩埋。张莉认为，朱婧有力地写出了“黑夜中的哭泣与生存”，不是渲染式的，而是冷静地展现女性的生存样貌。“不要觉得主妇写得够多了，想换一个。”张莉鼓励朱婧继续写下去，这类女性生存境况的书写是尚未开发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