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虎少年》，汤素兰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4月第1版，35.00元

《绣虎少年》是汤素兰新近创作的儿童小说，取材自非遗文化湘绣手艺人的真实事例。作为一次主题性创作，小说将“湘绣”作为核心叙事要素，渗透在文本各处，全然不见为主题而创作的斧凿痕迹，在主题创作模式日渐趋同的当下极具参考意义。

深植生命的非遗文化书写 

作家对文学与文化二者关系的深度理解，是《绣虎少年》呈现自然书写面貌的根本原因。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核心离不开人，而非遗文化的诞生与传承同样离不开人。非遗文化全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21世纪以来明确的概念[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出“文化遗产对于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呼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它并非“没有物质表现形态，不需要物质的载体加以呈现”，而是需要人类通过技巧与工具进行生产与表现，并且会随着时间更替而生发出新的样态。（详情参见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可见，“非遗文化”的核心是物质形态得以呈现的制作技艺、思维方式与精神意涵，是在生命传递下不断生长的精神文明。基于此种考量，《绣虎少年》所写的不只是湘绣的制品样式、制作技艺，更是将目光聚焦于湘绣艺人的生命成长与文化传承。为此，作家铺设了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明线是梓屹的成长经历，朝着湘绣的未来，暗线则是梓屹奶奶的童年回忆，向着湘绣的过去。尽管梓屹奶奶的童年过往作为暗线，只是穿插出现，但与梓屹的童年成长互为补充——梓屹奶奶作为湘绣手艺人的后代，自幼因战乱而颠沛流落到福山被王家人收养，长大成为王家媳妇后，仍然对记忆中模糊的故土和湘绣念念不忘，而梓屹在一众孙儿男女中，成为唯一一个继承奶奶湘绣技艺的传人，最终帮助奶奶寻找到故乡“渔湾市”，接续上了奶奶记忆的断点。这正是湘绣文化发展的真实写照，因为战争，艺人流散，又因为湘绣，生命与文化获得赓续——通过孙儿梓屹，奶奶的童年空隙得以填补，湘绣传承脉络也因此与先辈、故土重新衔接。小说由此展现出文化与人互相成就的关系：文化因生命的播散而生生不息，湘绣手艺人的生命则因文化而充盈丰实。

曲折生命造就的美学张力

除了对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深度把握，作家还在儿童文学场域内进行深度探索。《绣虎少年》中的梓屹是湘绣艺人蒋桐万的艺术写照，他在成长路途上经历了许多困苦，但作家并未因儿童小说的主要受众是儿童，从而省略或淡化蒋桐万的苦痛，而是进行了艺术还原。小说直面梓屹的困境——他最初与常人无异，但因为疾病落下病根，从一个正常人成为一个“少见的人”。当一个孩童遭受巨大的打击时，定然会产生糟糕情绪，如开篇梓屹内心的自我厌恶——“好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从来都不会”。作品细腻地勾勒出这些情绪，因为一个身体带有缺陷的儿童内心敏感而脆弱，是真实且合乎常理的。甚至于，梓屹内心那些悲伤、痛苦、愤怒等负面情绪尤为重要，它们是梓屹走向心理成熟必然要面对、涵化的情绪，个体由此才能从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走向坚定。不过，小说对这些沉重情绪的描写并非为了强调苦痛的意义，而是为了突出人性之“爱”之于儿童心灵健康成长的必要性。当梓屹的心理内核被撞击得破碎时，是周围人的善良与关爱，让他获得修复自我的心理驱动力，从而再次前进。譬如，小说中一心护着弟弟的榕方、爱护孙儿的爷爷奶奶、开解梓屹的张医生，以及引领梓屹走上艺考道路的林勿凡，这些人的出现支撑着梓屹抵挡外界投射而来的异样眼光——如梓屹在学习湘绣时，旁人受刻板印象对其投射的性别凝视。可以说，因着“爱”，梓屹将经受的压抑转化为人生蓄力的重量，当他确定以湘绣为志业时，这些苦痛便成为坚定内心的力量，助推梓屹长成一位独特的“绣虎少年”。通过《绣虎少年》，汤素兰告诉人们，儿童文学虽然面向儿童，但依然可以书写沉重，而那些不可避免的沉重可以在爱的关照下，化为儿童成长的精神营养。

总的来看，《绣虎少年》摹画出一位独特少年走上少有人走的道路时，所经历种种艰辛的图景，极具感染力。当儿童读者在情感层面为梓屹及周围人的爱所感染时，湘绣文化也潜移默化地进入儿童的认知之中，避免了非遗文化出现有来由而无去处的精神断层，小说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播意义。同时，《绣虎少年》作为主题创作自然且具有感染力，源自作家对文学与文化的深入理解，因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均是人类生命精神的映射，当小说艺术化地将人的生命历程描摹出来，文化的样态与内涵便自然地呈现其中，这也启发着未来儿童文学的主题性创作。

供稿人：卢贵波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